我爸开了二十多年公交。退休以后坐我的车，他别的都不管，只有一件事很怪：碰上暴雨经过北郊，他总要先看一眼后排，再让我继续往前开。
我问过很多次，他一直说是跑夜车留下的习惯。直到有一年夏天，我们又在那段路上遇见大雨，他才告诉我，2003年的一趟末班车上，他从后视镜里看见过一个根本不在车里的孩子。
那年7月，我爸跑火车站到北郊的七码线，开的是一辆用了很多年的绿色前置柴油车。跟车售票员姓黄，大家都叫她小黄。她坐在后门边的折叠座上，身边挂着一只铝票夹，卖票、撕票、收空座上的垃圾都在那上面完成。末班10点20分发车，出了城，经过化肥厂，再往前就只剩砖窑口和终点站两站，全程不到四十分钟，但下雨时要跑将近一小时。
小黄后来跟丈夫去了南方，我没能联系上。她在车厢后部看见的东西，是她当晚告诉我爸、再由我爸转述给我的；驾驶位上的事，才是我爸亲眼所见。
那辆车的布局我现在还记得。发动机盖凸在驾驶室和车厢之间，车头偏左。我爸坐驾驶位，右手边是气动折叠门，门边有一根立柱，正好挡住他看车厢后部的斜线。车厢前头是两排相对的矮座，后面是六排正向长椅，最后一排靠窗是一整块硬座，座底下是空的，扫卫生时手要伸进去才能够着。乘客从前门上，后门下，后门边就是小黄的座位。她的折叠座固定在轮包上，不站起来，视线同样到不了最后一排。右后视镜是手掰的，我爸雨夜跑末班，过了化肥厂，会把它往外顶一点。小时候我问为什么，他说老车玻璃反光，雨大时看久了分神。退休以后他才承认，那个动作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的，而且一次比一次顶得更外。
那晚暴雨。雨刮器已经打到最快，前挡风玻璃上还是一层水膜，路灯、车灯都被拉成斜长的亮条。路上积水反光，方向盘轻一下重一下。车顶铁皮被雨点砸得哗哗响，车厢顶灯偶尔闪一下，车门缝隙里渗进一股潮湿的尘土味。车上最后还剩三个乘客：化肥厂下班的一对老夫妻，还有一个年轻工人，帆布包搁在脚边，包口露出一个搪瓷饭盆。小黄已经在收空座上的票根，铝票夹随着车身颠簸，在她腿上轻轻磕响。
车刚过化肥厂，我爸就看见路边立着一块站牌，灯管亮着，白底红字。雨帘太密，牌面看不全，只认出最底下四个字：七码临时。牌下站着几个人，都打黑伞，伞檐压得很低，排成一列，没人招手，也没人往前迎。车灯扫过去的时候，那块牌子像从雨里浮出来一样。
我爸下意识踩了刹车。
小黄在后门边喊：“这里哪有站？”
我爸没开门。七码线早年确实有过临时站，八十年代北郊公路塌方，车辆绕行，站牌挪过几次。可临时站早就撤了，具体立在哪儿，车队里上了年纪的人也说不准。眼前这块牌子他却觉得眼熟——铝框、灯管、白底红字，和当年临时站用的那种一模一样，连右下角那块掉漆的缺口都像在同一个位置。
他拧钥匙想走，柴油机响了两声，灭了。
再拧第二下，前门的气动折门“嗤”地松开一条缝，大概两指宽，门缝边缘还挂着一滴油迹。车外的人没催，也没再敲玻璃。前排老夫妻说，既然是车站，就让人上来；年轻工人却说，这一带全是荒地，晚上不可能有人等车，别是看花眼了。
门缝里忽然塞进一张湿纸片。
小黄弯腰捡起来，是一张早已停用的一分钱公交票，边上有红编号，纸边被水泡毛了，纸质比现在的车票厚。她把它夹进铝票夹，抬头问我爸：“后面那个孩子什么时候上的？”
我爸下意识地看右后视镜。最后一排靠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小孩，七八岁，校服湿透，怀里抱着一只红塑料盆。镜子把他照得很清楚：脸白，头发贴在额头上，盆沿有一道白边，校服是那种老式的蓝白运动服，脚悬在座边，够不到地，鞋尖黑乎乎的。我爸第一反应不是见鬼，是觉得自己漏看了乘客。他让小黄过去问孩子在哪站下。
小黄走到车厢中间就停了。她后来对我爸说，她眼睛直接看最后一排，那里明明是空的，坐垫上只有年轻工人帆布包压出的褶子；可右后视镜里却坐着那个抱盆的孩子，连盆沿的白边都看得见。我爸也从镜子里确认了一遍：孩子脸朝窗外，一动不动。这个细节只有他俩能互相证明。那三个乘客当时有没有看见，我爸始终说不准，他也没敢问。
年轻工人听他俩说话，把帆布包拎起来，又故意扔到后排那个空座上。包落在坐垫上，没有穿过去，也没有弹起来，就跟扔到普通空座上一样，还陷下去半寸。老夫妻也扭过头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我爸松了口气，觉得大概是老车玻璃反光，加上雨夜，把路边什么影子映进了镜子里。
他重新打火，发动机还是没反应。
后视镜里的孩子让他不敢再往后看。他松开手刹，把变速杆推到空挡，把右后视镜顶到最外侧，只能照见车身侧面一道绿漆，最后一排完全不在视野里。他左手握方向盘，右手搭在变速杆上，只看左镜和前方。小黄扶着后门边的立柱，替他盯着车厢中段。雨刷来回刮，前灯照出白茫茫的水汽。车头向右偏了一下，他赶紧回方向，车轮碾过一片积水，车身晃了晃，泥浆溅到右侧车窗上。
车动了五六米，柴油机“轰”地一声重新着火。
路边那些人一直站着，没人追，也没人喊。黑色伞面连成一排，像块挡在雨里的墙。
开出那段路以后，小黄去后排收垃圾，在最后一排座位底下摸到一双小孩布鞋。鞋底沾着黑泥，像是刚从泥地里踩过，泥缝里还嵌着几根草茎，鞋面却是干的，连水珠都没有，鞋带还系着规矩的蝴蝶结。她把鞋拎起来给我爸看。那双鞋就摆在孩子镜中坐过的位置下面，鞋尖朝着车窗。
我爸没停车，直接往前开。到了砖窑口，年轻工人正常下车；到终点，老夫妻也下车。人数一个不少。票夹里除了门缝塞进来的那张旧票，没有多出来的票，也没有后来流传的所谓七张、十七张。
第二天我爸把旧票和鞋交到车队。队长没提闹鬼，只问：“你当时开门开到多大？”我爸说两指宽。队长叫来修理工检查车门气泵和点火电路。老柴油车涉水熄火不稀罕，气动门密封圈老化、气压不足时自己漏开一条缝，也说得通。修理工还在点火开关里查出一点水汽，在交接簿上写：涉水熄火，门泵漏气，右后视镜支架松动。
车队把车留场检查了三天。修理工拆过后视镜，也给车门做了保压，最后确实查出镜架松动、门泵漏气，涉水熄火也不稀奇。调度员又带人沿着化肥厂到砖窑口走了两趟，旧站牌和水泥底座都没有找到。
旧票和布鞋一起登记进失物簿。票晾干后，背面的字只剩一个模糊的姓和“红盆”两个字。队长没有说那晚出了什么，只提醒我爸：以后雨夜经过那段，不要停车，也别老盯着镜子看。
那双鞋被车队当失物放了半年，没人来领，最后怎么处理的我爸不知道。车队退休职工说，过去家长接孩子下学，常让孩子抱搪瓷盆、塑料盆去单位食堂打饭，并不稀奇。
我爸真正介意的，是那张票从门缝里塞进来这件事。
那个站牌，他后来又在雨夜见过三次。第二年立秋那次他记得最清楚。那晚暴雨来得急，刚过化肥厂，车灯一扫，白底红字的牌子又从雨里浮出来，黑伞排成一排，和去年一模一样。我爸没有踩刹车。他提前把右后视镜顶到最外侧——支架已经修过，不再滑动，他还是用力一掰，直到镜面只照见车身侧面一道绿漆，最后一排完全不在视野里。发动机没有熄火，可他听见车门“嗤”地响了一声，像气压又漏了。他低头看了一眼气压表，指针没有往下掉，车门也没开。他没回头，只喊小黄替他看住后门。车冲过那段路时，车轮碾进一片深水，车身往右偏了半米，我爸攥紧方向盘回正，后视镜里只有雨帘和黑漆漆的路。开到砖窑口，他才发现后背全湿了。小黄告诉他，最后一排一直是空的，后门也没开。可我爸的右后视镜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往回调过。
第三次复现在梅雨季。那天下雨不大，雾却浓，牌子在雾里比前两次更清楚。我爸同样没停，直接踩油门冲过去。回到车队，他交完车，坐在调度室里抽了半包烟，然后去找队长，说要调白班。队长提醒他，换到白班以后夜班补贴就没了，家里用钱要紧一阵；郊区线的职称也评得慢。我爸说，他老婆夜里睡不着觉，每次他跑末班，都要等到他打电话报平安才睡；孩子还小，他不想哪天真在那段路上出事。钱可以少挣，职称可以晚评，但那块站牌他不想再在雨夜看见了。队长没再劝，两个月后线路调整，我爸去了白班郊区线。夜班补贴没了，家里那阵确实过得紧，但他再也没在雨夜里经过化肥厂。调到白班以后，下雨天他还是把后视镜往外掰，新车队的徒弟问，他说雨大看后排眼花，不要学。
退休以后，他坐我的车，只要雨下得看不清路，经过那一段，他都会让我减速。他先看前方，再替我看一眼后排，确认没人，才让我继续走。
前年夏天，我开车带他去北郊，又赶上一场暴雨。老化肥厂和砖窑早拆了，土路拓成了大路，路边栽着一排新槐树。经过原来废站牌的位置，我远远看见路边有个红影，以为是小孩抱着东西蹲在那儿。车开近了，才看清是一只被风吹翻的塑料桶，红漆，盆沿有一道白边，桶底陷在泥里。
我爸还是让我靠边停了半分钟。他看后排，我也看后排，车里只有我们两个，后座上是空的。
我问他这些年到底信不信那晚碰见了什么。
他说不知道。老车故障、雨夜看错人、乘客遗落鞋子，都说得通。只有那张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旧票，他到现在也想不明白。那晚镜里的孩子，抱的盆也是这个颜色。
文学创作说明：本文为虚构创作，人物、线路及行车细节均经文学化处理，不对应现实事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