县客运站最后一班车连续三天多出一张票。
钱没多，乘客也没多。只有票机在结账以后，替一个没有座号的人留下了票。
九二年我就在那个售票窗口工作。
窗口用的是手动票机，摇一下吐一张票。日期、线路、票价都靠里面的字轮，座号另盖。
末班去柳河，晚上七点发车。
车二十八个座，卖多少张、收多少钱，司机和售票窗口当天要对。连续三天，末班结账时它都出现了。
那张票没有座号，票价栏也是空的，只有线路印着“县城—柳河”。号码紧跟当天最后一张正式票。
第一天我们认为售票员多摇了一下。
第二天，我卖完二十六张票后锁住票机摇把，把钥匙带在身上。发车后拆开票盒，里面仍多一张。
第三天，站长亲自守着。
末班只有十九名乘客。十九张票逐一登记，司机点人也是十九。票机断开电源——其实手动机不用电，断的是旁边日期钟——柜门贴封条。
车开出站时，票机“咔”地响了一声。
出纸口伸出半张票。
站长戴手套抽出来，还是没有座号。票背面有一道湿印，像被手指按过。
他们没有因此拦车制造恐慌，而是用电话通知沿途站点，要求司机正常行驶、按站核人数。柳河终点回报：十九人全部下车，车厢没人。
旧售票机送去维修。
师傅说棘轮磨损，内部可能存着未完全送出的票，受震动后自己吐出。这个解释很合理。
站里换了另一台机器。
第四天，新机也多出一张。
号码不是新票卷的连续号，而是旧机器前三天之后的下一号。
站长把两台机器都封存，末班改为手写票。
财务把票卷、现金和售票记录逐笔对过。多出来的票没有对应票款，票号却正好接在末班最后一张后面，不是别人从旧票堆里随便抽来的。纸张也有区别：新票的线路名是后来换的铅字，那几张无座票却混着旧字体，像同一台机器在一张纸上打了两个年代。
我们首先怀疑内部恶作剧。售票员、检票员、司机和门卫分别谈话，钥匙重新登记。可谁若想吓人，至少要知道旧线路字模放在哪儿。那套字模早随上一任站长调走，库房里没有。
那晚没有多票。
司机回站时却交来一张空座票，说在最后一排捡到。纸张是票机专用纸，线路、日期齐全，仍没有座号。
车里所有乘客都说不是自己的。
司机把车开回检修沟，座椅底、行李架和暖风口全查了一遍。最后一排夹缝里找出两张糖纸、一只儿童手套和几枚旧硬币，没有藏人。清洁工又从候车室长椅背后扫出一把十多年前的废票，说明“旧票突然出现”并不神奇；可其中没有一张是无座号，也没有当天日期。
有人开始传，柳河路上以前有乘客没到站。站长查过事故档案，那条线路发生过普通交通事故，但没有哪起能和票号、日期对应。他不许拿真实伤亡来给票找主人。
问题最后出在候车室。
清洁工说，每晚末班发车前，最后一排总坐着一个戴棉帽的人。他不去窗口买票，车开始检票时又不见了。她一直以为是等家属。
站长安排保卫查看。
第五晚，最后一排确实坐着一个人。保卫走过去，对方低着头，膝上放着旧帆布包。
保卫那阵子连上十六个小时的班。他后来承认，候车室灯管坏了两根，自己走近时眼睛发花。所谓“再抬头人就没了”，可能只是对方趁他低头从内侧通道离开。站长没处分他，反而把夜班拆成两班，因为疲劳造成的漏检，比一张怪票危险得多。
问他去哪，他说柳河。
让他出示票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张没有座号的票。
保卫接票低头看号码，再抬头，椅子上没人。
候车室有两个出口，都有人守着。椅子下面只剩一小摊水，帆布包也不见了。
这段是保卫一个人的说法，没有旁证。站长记录为“身份不明人员离开视线”，没有写凭空消失。
从那天起，末班改到六点半，候车室最后一排拆掉检修。票机全面换新，多票现象停止。
拆机器时，维修工发现滚轴能存住半张纸，电压不稳时会延迟吐出。这能解释为什么车走后才多一张，却解释不了线路和日期已经印好、唯独座号空白。厂家回复说，若座号字轮没有归位，确实可能漏印；他们不承认机器会自行售票。
我离职时，两台旧机器还在库房。
我试着摇过，其中一台早卡死，另一台能正常出票。吐出的第一张没有线路、日期和价格，却盖着一个很淡的座号：29。
柳河班车只有二十八个座。
我没把票带走，交给库管一起封存。
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留着。
售票员最清楚，票不是纪念品。它代表一个位置、一个去处和一个需要点清的人。
后来有人查到更早一批柳河班车曾经是三十座，二十九和三十靠近后门。可那批车在我们建站前就停了，票机是否从老站转来，资产档案缺了一页，谁也说不准。这个线索听起来像答案，又只是把没有座号的票换成了没有来历的机器。
为了查明白，站长带我去老站仓库翻过报废清册。那地方屋顶漏雨，纸箱泡得一碰就散。我们找到一张车辆座次图，确实画着三十个位置；二十九号旁边用红笔写了“拆”，原因看不清。旧司机回忆，那儿原先装过一个折叠座，后来为方便上下货取消。
这给“二十九号”找到了实物来历，却仍解释不了新线路日期。维修工说票机字轮可以被人手动拨动，任何懂机器的人都能造出来。站里过去会修票机的有五六个，其中一个已经去世，剩下的人都否认恶作剧。我们不能因为谁死了，就把不会说话的人当答案。
换新机器后，站长把末班每一步做成表格：售出多少、检入多少、车上实坐多少，三处不一致就不发车。第一个月真拦下一名钻车底行李舱逃票的年轻人。他不是怪票上的乘客，却证明“多一个人”有时比“多一张票”更难发现。
那排椅子拆下时，木板背面刻着许多名字和日期。最早一个日期比客运站启用还早，可能是旧站搬来的椅子。保卫所说的棉帽人，也可能一直坐在属于另一个车站、另一个年代的椅子上。这个想法听着吓人，证据仍只是一块旧木板。
我退休前去库房找两台机器，库管说早按废铁处理。报废单上只写一台，另一台去向空着。没人专门追，因为一台破票机不值钱。
当晚新机器结账，又多吐出一张纸。我们全站的人都围过去看，纸上没有线路，没有价格，也没有座号，只印着两个字：作废。
这回站长笑了，说机器终于把话讲明白。
我没笑。那张票的流水号，接在十年前最后一张无座票后面。
没有这个人，就不该有这张票。
我把那张“作废”票交给财务时，她数了三遍，当天现金仍然一分不差。票据可以多，钱没有多，车上也没有少回来一个人。
这大概是整件事里唯一让我安心的地方。至于二十九号座位，我后来坐过许多新车，再也没见过。
但每次末班发车，我仍会看一眼最后一排。那里没人，我才肯关检票门。
我关门以后也不再回头数第二遍。第一次多出的那张票，就是在全车已经点清、我回头再数时，从身后的旧票机里打出来的。
本文采用投稿体创作，人物与车站经过文学化处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