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爸在烟站司磅时，称过一辆已经卸空的手扶拖拉机。司机下了车，驾驶室也没人，磅上却始终多着一个人的重量。
他关掉烟酒店以后，才肯把这件事讲给我听。九十年代中间那几年，附近几个村种烟的人多，一到收购季，拖拉机、手扶车和架子车能从院里排到公路上。农户天不亮就来，怕排在后面，烟叶搁在太阳底下晒蔫了要掉等级。
我爸的工作就是过磅。车进来先称毛重，卸完烟叶再称空车，两次一减，就是这户交了多少斤。那时候没有电脑，车号、村名、驾驶员和重量全写在大本子上。写错一位数，后面仓库和财务都对不上。
他说那活看着坐屋里，其实一点也不轻省。磅房只有一扇小窗，外面的人隔着玻璃催，里面算盘、印章、单据摊一桌。忙起来连上厕所都得让人替着。
事情发生在一场秋雨以后。具体是九四年还是九五年，他记不准。只记得那年烟叶收得晚，夜里已经有点冷了。雨从傍晚开始下，排队的车越来越少，到十一点多，院里只剩一辆蓝色手扶拖拉机。司机姓陈，是石岭村的。我爸认识他，不算熟，但每年收烟都见。
那辆车进站时，驾驶座旁边还坐着个人。雨披很大，把那人从头盖到膝盖，只能看见两只穿解放鞋的脚。乡下手扶车座位窄，搭个人一般坐在车斗前沿。那人却挨着司机坐，身子缩得很低。
车停上磅台，我爸从窗口喊：“都下来，称车人不能坐上头。”
陈司机先跳下来，绕到另一边，朝雨披底下说了一句：“下来吧，到了。”
那人没动。我爸又敲玻璃。陈司机把雨披掀了一角，像是扶人。隔着雨和磅房反光，我爸没看清脸，只看见那人慢慢从座位下来，站到了磅台旁边。
毛重是四千六百八十斤。我爸记下来，让他们去卸货。
那批烟叶等级一般，叶子有点返潮。验级员压了价，陈司机在仓棚里争了好一阵。后来还是签字入库。快十二点半，车斗清空，他开回来称皮重。
我爸抬头看了一眼，驾驶座上只有陈司机。他问：“跟你来的那个人呢？”
陈司机说：“哪个人？”
我爸以为他没听清，指了指副座：“穿雨披那个。卸货没跟你回来？”
陈司机愣了几秒，脸上的水也没擦。“我一个人来的。”
两人隔着玻璃对看了一会儿。仓库那边还有三四个人收尾，院里不算没人。我爸也没往怪处想，以为是哪个村民半路搭车，卸货时走了。他让车上磅。
皮重两千一百二十斤。
我爸拿算盘一减，觉得不对。那种手扶车他天天称，空车多在一千九百斤上下，车里还有筐、绳和一块防雨布，多个一两百斤也正常，但这辆车比早几年记录重了不少。他叫陈司机把车开下去，再上一次。
还是两千一百二十斤。
我爸去磅台下面检查，看有没有石头或烟包卡在车底。磅台边全是雨水，四个角没有杂物。仓库的人也把车斗翻着看了，只找出一把铁锨、两捆麻绳和一个空水壶。验级员开玩笑，说莫不是陈老二交完烟，车里还藏着一口猪。
陈司机没笑。他问我爸：“毛重多少？”我爸把本子推给他看。
陈司机盯着那行数，看了很久，说他下午出村前在合作社的地磅上称过。车、烟叶加他自己，一共四千四百来斤。烟站这边的毛重，多了差不多二百斤。
这个数正好跟空车多出的重量差不多。
我爸不信合作社的地磅，觉得小磅不准。他把站长叫来，站长让陈司机把车停到一边，拿站里的砝码重新校磅。砝码没问题。为了把账做平，他们又找来一辆刚称过的空车压台。那辆车的重量和半小时前一样，一斤没差。
轮到陈司机的车，仍是两千一百二十斤。
站长烦了，说可能车轴里进了泥，明早再说。收购单先按毛重和复磅重量开，少算的部分第二天查清再补。陈司机不肯在站里过夜。
他把雨披从车斗里拿出来抖了抖。我爸这才看见，那雨披是干的。外面下了几个小时的雨，车斗和麻绳全湿透，只有那件墨绿色雨披，折痕里连水汽都没有。
陈司机看了一眼，立刻把它扔在地上。他说这不是他的。他自己的雨披穿在身上，从家出来就没脱过。
站长怕他们越说越邪，把雨披挑到仓棚下面，叫陈司机赶紧回家，路上慢点。可陈司机发动手扶车以后，车头抬不起来，像后面仍压着货。两名装卸工过来推，车才从磅台边挪开。
走到院门口，发动机突然轻了一下。车头往上一弹，差点把陈司机掀下来。我爸说，那一刻他听见副座的铁皮“咯吱”响了一声，跟刚才有人从上面站起来一样。
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先去看那辆车。陈司机天亮前就赶回来了，车停上磅，皮重一千九百一十八斤。跟旧记录只差十来斤，属于油量和泥水的正常变化。少掉的正好二百来斤。
站长让人把磅房、地坑和线路全查了一遍。没有找到故障。那件雨披放在仓棚下，却不见了。看门人说夜里没开过门，也没人来取。
我爸后来问陈司机，进站前是不是捎过谁。他起先不愿意说。隔了几个月，两人在集上碰见，陈司机才承认，那天过一段山路时，雨里有人站在路边招手。他以为是邻村回家的老人，减了速。等车靠近，路边又没人。再往前开，他一直觉得副座往下坠。他不敢回头，只把雨披的帽檐压低，一路开到了烟站。
我爸问：“那我看见的那个人下车，你也看见了？”
陈司机说没有。他当时只听见我爸让人下车，以为我爸在喊后面排队的车。后来他绕到副座，是因为手扶车的挡杆卡住了，根本没跟谁说话。
这两个人的记忆，到这里对不上。我爸一直记得陈司机说过“下来吧，到了”。陈司机到老都不承认。
那本磅单后来在烟站留了很多年。毛重、皮重和复磅数字都是我爸的字，旁边还有站长重新校磅后签的名字。烟站改制时资料清理，我爸想把那页撕下来，最后没敢。
陈司机从那以后不再送夜车。遇到下雨，宁肯把烟叶存在村里，第二天排长队。我爸也改了个习惯。
夜里最后一辆车上磅，他不再隔着玻璃数人。一定要打开门，站到磅台边，看着车上的人一个个下来。
他说重量可以复称，人得当面数。
陈司机后来不再跑运输，搬去跟儿子住。我爸最后一次见他，是烟站改制前清旧账。那天陈司机没有进磅房，只站在门外等。我爸回来以后他把那本旧磅单翻出来，翻到其中一页，指给我看了半天。那页边角发脆，铅笔写的数字还算清楚——毛重四千六百八十，皮重两千一百二十，旁边是站长用红笔签的“核”字。
我爸说，从那以后他称过无数个夜车，再没有一辆多出过二百斤。只有那一次，早已知晓答案的计算，最后还是差出来一个人。
我问他那页磅单后来怎么处理了。他没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说，夹在一本旧农业技术手册里，那本手册送给了陈司机的儿子，让他垫桌子用。对方收下了，翻了两页，问他这页怎么没撕，还带着签名。我爸说自己不敢撕。对方也没撕。
那本手册现在还在他们村堂屋的抽屉里。上面那一行字，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当初是怎么回事。只有那件雨披，像从没在这世上存在过一样，连同那二百来斤的重量，谁也没有留下答案。
本文采用投稿体进行文学创作，人物、烟站与复磅经历均经过文学化处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