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9年，我在县电影院旁边一家照相馆当学徒。
店不大。进门是柜台和拍证件照用的蓝布，柜台后面隔出一间暗房，再往后有个小阁楼，我就住在那里。县城里那时已经有了彩扩店，我们还在接黑白胶卷。师父常说，彩照洗坏了还能跟客人解释偏色，底片要是弄丢了，人家一家子的照片就真找不回来了。
那时候来洗胶卷，先要装进纸袋，写上姓名、电话和取件日期。纸袋和胶卷筒还得编同一个号。别人的满月酒、婚礼和全家福一旦弄混，赔钱都补不回来。
我那时学徒工资一个月三百多，住在照相馆后面的小阁楼里。师父管吃午饭，晚上没人来拍照，我就练裁相纸和给底片去灰。手脚快不算本事，最要紧的是不丢东西。头一个月我把两户人的纸袋号码写反，虽然及时找了回来，师父还是扣了我二十块钱，让我把登记本从头抄了一遍。
所以店里多出一卷胶片，对我不是一件可以随手扔掉的小事。真有顾客来找，交不出照片，先挨骂的是我。
所以我每天开门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清点前一天收下的纸袋。
那年十一月一个星期一，我在收件箱里发现一只黑色胶卷筒。
没有纸袋，没有编号，柜台上的登记本也没有记录。
照相馆星期日休息。门边倒是有一道投递口，熟客晚上可以把胶卷塞进来，第二天再补手续。师父看了一眼，说可能是谁着急，把东西先扔进来了，让我放到一边等人来认。
三天过去，没人问。
师父怕胶片放久了受潮，让我先把底片冲出来。要是照片里有熟面孔，再托人捎个话。
暗房不到六平米，没有窗。进门左边是洗相台，显影、停影、定影三个搪瓷盘挨着摆；中间是一台旧放大机；右边墙上有个排风口，后面连着电影院废弃的通风道。排风口只有一本书那么宽，冬天不用时，铁网上总积着一层灰。
我关掉红灯，在暗袋里把胶卷装进显影罐。那是一卷二十四张的黑白胶片，片头已经剪过，卷得也不齐，像有人装卸了不止一次。
底片洗好晾干，我先做了一张小样。
前六张拍的是我们照相馆外面。
第一张在电影院门口，第二张过了马路，第三张已经站到店门前。画面里有我，也有师父。拍摄时间应该都是星期六，因为门口挂着我刚洗过的红围裙，隔壁卖瓜子的女人也在支摊。
我没觉得害怕，只觉得有人拿我们试相机。
第七张开始，拍摄位置进了店里。
柜台、证件照用的蓝布、墙上的相框，全是从顾客站的位置拍的。再往后，镜头绕到柜台侧面，离收件箱越来越近。
师父说星期六客人多，有人在店里拍几张，我们没留意也正常。
可第十二张是在柜台后面拍的。
照片里，我正低头给一个孩子量证件照尺寸。师父坐在门边修相机。拍照的人应该就站在我们两个中间，离我不到一臂远。
我把小样拿给师父。他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，先问我星期六是不是带朋友进过柜台。
我说没有。
他又问底片有没有可能和别人的混了。
这话比闹鬼更吓我。混底片要赔钱，严重了我这个学徒也不用干了。
我把显影罐、空胶卷筒和当天处理过的纸袋全翻了一遍。编号都对，只有这卷没有主人。师父也重新核了一次，没发现我弄错。
他拿放大镜看了底片边缘。二十四格的齿孔和编号是连续的，没有剪开后重新接过的痕迹。几张照片的颗粒和明暗也差不多，至少看不出是从别的胶卷上拼来的。
我们又去问隔壁卖瓜子的女人。她星期六一直守到电影院散场，记得有人在照相馆门前站过，但说不清是等着拍证件照，还是等里面的人。县城就那么大，谁在门口多看两眼都不算怪事。她反过来问我们是不是丢了相机，师父说没有，只是找一个忘写姓名的顾客。
回店以后，师父把前门和投递口试了一遍。胶卷从外面确实能塞进收件箱。到这里，事情仍然可以解释成有人拍了我们，又把胶片送来冲洗。
他说：“先别自己吓自己。把后面的放大，看清楚再说。”
我回到暗房，从第十三张开始往下洗。
第十三张是暗房门。
第十四张进了门，能看见洗相台和放大机。第十五张拍的是墙边挂着的围裙。镜头每往后一张，就离放大机近一点。
这些地方平时只有我和师父进。暗房没有窗，门关上以后，外面的人连里面亮没亮灯都不知道。
师父进来看了门锁，又拿手电照了一遍排风口。铁网上的灰是完整的，连一道手指划过的印子都没有。他用螺丝刀顶了顶四周，也没发现哪块松动。
他让我继续洗，自己站在门口陪着。
第十八张出来时，我手心开始冒汗。
照片里，放大机下压着一张相纸。相纸上模模糊糊的，正是照相馆门口。
那是我十分钟前洗的第一张。
第十九张拍到了我的右手。我手背上有一道被裁纸刀划出的口子，星期一早上才划的。照片里那道伤口贴着白胶布，位置一点没错。
可这卷胶片星期一开门时已经躺在收件箱里。
师父把灯打开，说今天不洗了，剩下的底片锁进柜子，等天亮再看。
我嘴上答应，心里却怕是自己哪一步出了错。如果真混了胶卷，拖到第二天也躲不过。我趁师父去前厅接电话，又把暗房灯关了。
第二十张，照片里的我站在放大机前，师父在门口。
第二十一张，师父已经不在画面里，和刚才去接电话一样。
第二十二张离我更近，只拍到后背和半边肩膀。
我这才明白，那些照片不是星期一以前拍的。
它们正在一张一张追上我。
我没有再洗第二十三张，伸手去开暗房门。门把手刚转了一半，背后的放大机响了一声。
不是机器启动的声音，是压相纸的金属框自己落了下来。
我回头看见台面上多了一张相纸。
白色药液正从纸边往中间吃。画面慢慢显出来：我站在暗房门口，一只手握着门把，头转向放大机。
就是我当时的姿势。
照片右下角还有一截袖子。
拍照的人站在放大机旁边，离我不到两步。
我没去看那截袖子是什么颜色，拉开门就往前厅跑。暗房门窄，我的肩膀先撞到门框，又把正在接电话的师父撞得退了两步，听筒摔在柜台下面。
师父没问我看见了什么，先把临街的卷闸门全部拉开，让我站到门外。他从柜台下面拿了手电，开着暗房门进去，把洗相台底下、挂布帘的墙角和放大机后面都照了一遍。
里面没人。
放大机没有通电，电源插头还挂在墙钉上。那张正在显影的相纸却躺在药盘里，画面和我看到的一样。
师父把相纸夹出来，问我底片呢。
我说还在放大机旁边。
我们回去找，二十四格底片只剩二十二格。最后两格从中间剪断了，剪口很齐。剪刀原本压在显影罐下面，这时放在门后的凳子上。
我和师父都没有碰过它。
我们当晚报了警，只说店里可能进过人，没有讲照片会自己显影。来的人检查了门窗和排风口，没发现撬动痕迹，让师父换锁、封掉投递口，贵重东西别留在店里。
那张相纸和剩下的底片，师父都装进袋子交了出去。事情没有查到人，也没有人来认领那卷胶片。
照相馆停了一个星期。重新开门后，师父把收件箱换成实心铁柜，不再收夜间投递。暗房的门也换了锁，只有他拿钥匙。
恢复营业头几天，老顾客问为什么封投递口。师父只说以前收件容易弄混，不再图这个方便。他没有拿那些照片当招揽生意的怪谈，我也不敢讲。县城里一句话转三圈就会变样；真传成暗房里藏过人，谁还敢把一家人的底片交给我们。
这件事对我最实际的后果，是我再也不敢独自在红灯下面等影像显出来。以前觉得照片从白纸上一点点出现很有意思，后来只要看见第一块灰影浮上来，我就会先看药盘边缘，怕那里显出一个本不该站在暗房里的人。
我没再进去洗照片。白天帮人拍证件照、裁相纸，晚上关门以前一定把所有胶卷数两遍。半年后，我离开县城去了外地。
我走后的第二年，照相馆关门。师父清理暗房时，发现墙上那块排风口有点松。
这块排风口我们以前查过。它后面连着电影院废弃的通风道，口子窄，人钻不过来。出事以后，师父用砖把里面封住，外面又钉了一层木板。
关店那天，木板还在，钉子也没有掉。
可最下面一块砖松了。
师父把砖抽出来，后面是空的。手电照进去，只能看见一段很窄的水泥通道。灰里有拖动过的痕迹，靠近洞口的地方还放着两个压扁的烟头。
师父没敢伸手去拿，马上叫了人。
几个人从电影院那边打开检修口，把通风道从头到尾照了一遍。里面没有人，也找不到能通向外面的出口。
那块松动的砖被翻过来时，背面写着一行铅笔字。
字不大，正对着暗房这一面。
“照片洗得不错。”
师父给我打电话，只问了一件事：当年我们查排风口时，有没有把最下面那块砖抽出来看过。
我说没有。
我们只照过外面的积灰，觉得口子那么窄，人不可能藏进去。
电话那边很久没声音。
最后师父说，也可能是砌墙的人随手写的。铅笔字藏在砖背后，什么时候留下的，谁也证明不了。
我没有回去看。
但我一直记得，那卷胶片最早的几张是在街对面拍的，后来过了马路，进了店，最后到了我身后。
我们当时只顾着查门窗。
从来没有认真想过，拍照的人是不是根本没从店里出去。
本文采用投稿体进行文学创作，人物、照相馆与胶片事件均经过文学化处理；配图为场景复原图。
